第八章 南方增长经济的失败
1．增长经济与发展
南方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不是它的增长经济何以不如北方国家成功[1]，而是为什么北方国家所建立的经济社会模式被认为是普遍适合的和首选的社会模式。至于该模式的可行性，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把这种模式加以普遍化的机会近乎为零。而且，从对这种模式的渴求度上来讲，过去200年的历史经验已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的繁荣及增长经济的成长已经导致了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生态大灾难的生态危机，更不用说农村的毁灭、令人恐惧的超大规模城市的创建及其从根本上对地方社区和文化的破坏。换句话说，现已逐渐明显的是，这一经济组织系统只能满足世界一小部分人口的需求并达到改善他们福利的目标。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系统不过是创造了一种建立在经济权力、竞争、贪欲和个人主义之上的贫富悬殊的新社会类型。
然而，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与之相关的依附和规制研究方法），都直接或含蓄地接受了增长的意识形态，并认为增长经济是最令人满意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通过资本主义还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它。由于认为增长经济的可行性和需求是理所应当的，这些方式普遍忽视了自身隐含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等这样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上述这些理论忽视了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经济动力必然结果的权力集中这一事实，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和其他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的各种决定，不是由人民自己而是由控制政治和经济进程的精英来做出。因此，这些传统方法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达到了北方国家增长经济的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划分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或委婉地被称作为发展中国家）。以此类推，一种先进的经济在数量上的扩张，并主要通过人均收入的增加来衡量，就被定义为增长。相应地，为了向这样一种先进的增长经济转变所必需的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质的变革则被定义为发展。
因此，现有发展定义的共同特征就是把人类的福利与个人消费的增长或与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混为一谈。例如，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定义认为，发展就是人均消费在现有水平上的增加。[2]马克思主义者则用生产力的发展来界定发展，把不发达解释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情况，是一种落后的状况。[3]与此相类似，依附理论学家用依赖来界定不发达。不发达被认为是一种限制性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的限定。[4]最后，规制学派把外围（或边缘）定义为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的积累机制还未能扎根的那部分世界。[5]同样有说服力的是，甚至当保守和激进的经济学家讨论是否有必要引进发展的其他选择性定义和测量方法的时候，有关权力的结构及其关系的议题却被再次搁置一旁。这甚至在确定发展的构成性与分配性方面时（即决定生产什么和为什么人生产），也是如此。需求、满足需求的方法以及谁的需求应首先被满足，所有这些问题都被认为应予以客观地解决而不是取决于一种真实的民主进程。但是，所谓客观地解决就意味着，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要么通过市场经济中的 价格分配 机制，要么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中计划者的官僚政治决定来解决。[6]
2．增长经济在南方的兴衰
市场经济两个世纪前在欧洲兴起以后，其优胜劣汰规律的原动力注定要把它推广到全世界。但是，尽管北方国家本土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一个以三分之二社会形式创建的繁荣昌盛的增长经济类型，南方国家引进的市场经济却导致了一种比北方国家更加不均衡的发展，是对前者增长经济的一个拙劣的复制。所以，目前南方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层面上正处于的大灾难的边缘，只不过是那些影响着北方国家的多重危机的一种扭曲的反映。
因此，战后的非殖民化过程不仅导致了南方国家的政治独立，还导致了增长经济的蔓延－一个由殖民主义发起的南方国家市场化持续扩展的过程。依据新独立国家中形成的阶级联盟，南方国家的增长经济，与北方经历的过程相类似，最初采取了一种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形式的增长经济。与此同时，增长观念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对自然支配的观念逐渐成为南方国家的主流观念。增长意识形态，以一种与北方国家相似的方式，补充了资本主义增长经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今天，尽管共产党在南方一些国家仍然垄断着政治权力（比如越南、老挝和古巴），但正如本书第二章所界定的，社会主义的增长经济，随着它在北方国家的失败，正在被有效地从南方国家逐步淘汰。
增长经济在南方各国的传播遭到了惨败。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经济未能实现其本土化发展，而是以下两个过程的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渗透和增长经济的相应出现，前者受到殖民主义精英的大肆鼓动，后者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被新形成的地方精英所引进。
如果我们考虑到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差距，那么，南方国家增长经济的失败就越发明显。北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最初由经济殖民化、而后则由国际化而被移植到南方国家，自那时以来，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变小反而继续扩大。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当北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化进程刚刚开始并同时被移植到南方时，北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仅比南方国家高出1.5倍。[7]一百年后的190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6倍，而当增长经济在50年代初期移植到南方国家后，这一数字达到了8.5倍。经济差距从那时起急剧扩大。因此，到1970年，北方国家人均收入要比南方国家高出13倍[8]，1978年，北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南方低收入国家高出40倍，比南方中等收入国家高出6.5倍。最后，到1999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北方国家（目前大约拥有世界人口的15%）的人均收入比南方的低收入国家（拥有世界人口的40％）高出大约63倍，比南方的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大约世界人口的45％）高出约13倍！[9]所以，北方国家生产占世界总产出约74％、并占据了世界出口总额的63％，也就不足为奇了！[10]
以上数据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够从本质上把南方经济转变成一种与北方增长经济相类似的经济，也就是说，能够生产出一个庞大的具有消费能力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约占总人口的40%，同时还包括另外30％人口的一部分（他们不够安全，但无疑比南方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得更优越）。能够说明这一事实的，是贫困的相关数据。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今天，在拉丁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的约51％人口和南亚40％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下。[11]这就意味着，著名的渗漏效应（即经济增长会逐渐地创造出额外的国民财富并惠及全体居民）即使能够在北方国家发挥（或部分地发挥）作用，在南方国家也肯定不起作用。这是因为，收入和财富过分地集中在享有特权的社会团体手中，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南方最贫穷国家的10％的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35％还要多，而20%的人口平均得到了几乎一半的总收入。[12]事实上，过去20年的迹象表明，几乎没有发生过渗漏现象。据预测（根据1965年到1984年间的增长率，因为那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繁荣时期），世界28个最贫穷国家需要用超过300年的时间才能把它们目前的人均收入提高到富裕的西方国家目前平均水平的一半。[13]
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南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种增长经济的发展。它的确发生了。事实上，在当今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非集中化过程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和技术因素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跨国公司（TNCs）现在拥有把生产过程的某些阶段（或者有时是生产过程本身）转移到南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能力，目的是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尤其是劳动力和环境成本。这一过程已经促成了东南亚少数经济奇迹的诞生，然而，这些奇迹既不能被普遍化又不能被保持，就像在20世纪90年代末它们陷入的危机所展示的那样。
事实上，这些奇迹在南方国家的短暂出现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保守的经济学家还在庆贺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等）不断增加的奇迹，然而到80年代末时，拉美这些国家被证明是只有在北方国家的帮助下它们才能摆脱破产的困境，具体条件是它们开放和使其市场自由化以便能够充分地融入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之中。20世纪90年代，同样的故事又被重复。这一次是关于亚洲虎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曾经引发了一个新的神话，部分以左派自居者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即资本主义增长经济最终被证明具有被普遍化的能力。一些人甚至谈到[14]，全球财富和产出正在实现由西方向东亚的一次剧幅转移，甚至是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
这个新的神话主要基于如下被过分渲染的事实：亚洲虎（台湾除外）在1970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期，平均年增长率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出近三倍，从而迅速地弥合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差距。然而，通常被忽略的是，除了小的城市国家，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特例，这些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在1993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马来西亚为七分之一，泰国不足十分之一！这个事实表明，即使那些惊人的增长率能够得以保持，南方国家确实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弥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但是，这还不是问题所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的危机过后，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依旧只有北方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而泰国却不到十三分之一！[15]跨国精英们再次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以这些国家完全开放市场、使市场自由化为交换条件，帮助它们摆脱了困境。正如目前的一系列研究所表明的[16]，正是这一次，亚洲虎的扩张是建立在促进其出口部门的广泛国家干预基础上的，也就是主要通过各种公共政策来完成的。这些政策不仅包含着严重的保护主义[17]，而且牵涉到对市场价格的故意扭曲以刺激投资和贸易。[18]依据一些分析家的观点，这次危机本身就是跨国精英打击东亚国家主义的结果。因此，就像新美国基金会的执行副总裁所指出的那样：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迫使东亚国家开始快速解除金融市场的规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美国迫使这些国家采用美国资本投资所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框架。这一战略，而不是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任人为亲的资本主义或糟糕的政府，才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随后的崩溃在许多国家中导致了使一个正在孕育中的中间阶层又退回到贫穷中去的结果，而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的投资机构则从困境中被解脱出来。[19]
这些国家危机的后果（其中韩国尤为严重），就是它们的货币及股票交易所股份的价值和美元相比的急剧下跌。这一事实与它们市场的开放相结合，给予国外资本廉价购买它们的资产以及创造一个涌向北方国家的利润回流的好机会。[20]
3．走向一种新的北南对立
今天，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原有的差别是否还有意义，是令人怀疑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使用熟悉但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人均GNP指标在北南向度下对国家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特权和非特权社会团体之间迅速扩大的差距，已经复制出了大量的位于北方中心的被包围的南方飞地。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北方国家，与过去相比，渗漏效应最近也已经明显地变弱。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衰退，还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加强。它已经进一步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表明，一种新的、穿越北方和南方传统界限的北南对立已经成为现实。例如在英国，在过去的20年里，它的收入不均已经显著地扩大。因此，根据被布莱尔政府任命的一个智囊团的报告：在1979年到1998~1999年间，位于收入分配底层10%的人的真实收入增加了6％，而那些位于顶部10％的人的真实收入却增加了82％，平均收入增长了55％。[21]同样在美国，从1980年到1990年这段时期，1％的人口得到了60％的收入，而与此同时，最贫困的25％人口的真实收入却30年却保持不变。[22]
此外，如果我们使用依据人口的基本需要被满足程度而设计的选择性指标，不论人们生活在北方还是南方，当每五个美国儿童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并且有800万这样的儿童缺少基本医疗保健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属于哪个集团呢？与此相类似，在英国，一份最近的来自国家统计局由布里斯托（Bristol）、约克（York）、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和赫里欧瓦特（Herriot-Watt）大学完成的、以实地考查为基础的调查发现：根据低收入和对必需品的多重剥夺的测量，截至1999年末，大约26％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调查还确认，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贫困率已大幅上升。因此，在1983年，14％的家庭缺少三种或更多的必需品，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到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1%，而到1999年则超过了24%！[23]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报告[24]，与人均收入比较，来自北方的美国和比利时在儿童的生存、营养和教育方面，比南方的约旦、叙利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肯尼亚表现得更差。根据同一份报告，如果我们按照所在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儿童的福利对世界上的国家进行排序，那么，我们在名单的顶端会发现像越南、斯里兰卡、尼泊尔、古巴和缅甸等这样的国家，它们有着比依据它们的人均GNP所预测的低得多的婴儿死亡率和好得多的小学入学率。
以上讨论所引出的不仅是北方和南方之间原有的区分是否还有意义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一指标本身是否可以应用于这样一种分类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创制一种共同指标对有着截然不同文化和经济需求的国家进行分类是否可行或能否令人满意。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我们的术语，那么，尽管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测量方面的问题，但保留北－南之间的区分仍然是有用的。因此，新北方可以被定义为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得益的所有社会团体，而不论他们生活在原有的北方或南方国家。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新北方包括原来第一世界中40％的社会和原来第二与第三世界中的一小部分。[25]原有第一世界中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受惠者，不仅包括那些控制生产资料的、占统治地位的精英，还包括那些在这一进程中兴起的庞大的新中间阶层（自由职业者、技工，等等）。与此相似，原有第三世界中的受惠者，不只包括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大土地主、进口商，等等），还包括一个由自由职业者、高级国家雇员等发育不全的中间阶层。最后，原第二世界中的受惠者，包括在市场化进程中正在出现的新统治精英（尤其旧的政党机器的成员）和一个很小规模的包括自由职业者的中间阶层。
4．发展还是民主？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接近政治过程（作为选民除外）、经济过程（作为消费者除外）或者环境（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分别定义的、受其在经济和政治过程中的角色限定的除外）。因此，在政治层面上，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由职业政治精英做出的。同样，在经济层面上，一个国家生产什么并不取决于其公民的民主决定、而是取决于所有权关系和收入分配模式。最后，对环境的保护取决于控制着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决定。此外，一个导致权力在所有层面上进一步集中的过程，正在高速进行。
笔者认为，导致南方国家增长经济失败的既不是殖民剥削尽管它在以暴力摧毁许多国家的经济自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不简单是南方精英的堕落或北方精英的阴谋。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它把殖民主义看作是一种必需之恶，因为殖民主义造成了资本主义在边缘地区的发展）[26]，笔者认为，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增长经济在其国际化过程中的一种固有矛盾。
因此，增长经济只有通过向经济活动新领域持续不断的再生产和扩张才能存活。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就是创建新的经济活动领域，而在成熟的增长经济中，主要是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地理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隐含着地球上各个共同体经济自立的毁灭。但是，从经济自立被破坏的那一刻起，或者通过暴力（殖民主义）或者通过市场，拥有不平等经济实力（根据生产力、技术和收入的不同）的双方将产生直接的经济接触，然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确保了不平等在双方中的再生产和扩大。因此，南方国家失败的实质在于双方对收益和生产资源的严重不均衡控制，而这是建立一种市场或增长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不难看到，在一个被增长意识形态和个人贪欲主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畸形发展是这一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功能，因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而生产取决于北方国家高收入群体和南方精英的购买能力。[27]也就是说，如果摆脱了任何对市场力量有效社会控制的国内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只能够建立在经济权力不平等以及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不平衡发展基础之上是一个事实，那么，对于一种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来说也同样（如果不是更多）是一个事实。
因此，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创制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自决。这种方法应当建立在可以确保公民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之上。人类的需要不能只被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体制所限定并将其无限地扩大；相反，它们应经常地由共同体自身来加以调节和限定。而且，北方国家非特权社会阶层相当大一部分人的需求与南方绝大多数人口的需要，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新南方，也就是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北方和南方国家的非特权的社会群体，如何迫使新北方，也就是说那一小部分人（但他们是强有力的，因为他们垄断着所有有效的权力资源），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目前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那些保证其特权得以维持和再生产的寡头政治和经济结构。
因此，与应对发展的传统方法和南方统治精英们所认定的不同，发展的难题并不在于南方国家如何确立一种适当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或增长经济，而是创建一种新的包容性民主，它能够共同地决定人们的基本需求并找到以对自然世界破坏最小化来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
[注释]
[1]我们可以大体上把北方国家归为那些被世界银行划分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瑞士和挪威等。
[2] Lan M. D. Litt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 1982), p.6.
[3]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18.
[4] Trojahn Dos Santos,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in Henry Bernstein(ed.), 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Middlessex, United Kingdom: Penguim, 1973), p.76.
[5] Alain Lipietz, Miracles and Mirages(London: Verso, 1987), pp.29-30.
[6] 对于保守的和激进的经济学阵营中有关增长经济的具体观点争论，参见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3.
[7] P. J. McGowan and B. Kurdan, Imperialism in world system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1(March 1981), pp.43-68.
[8] Paul Bairo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00(London: Methuen, 1975), pp.190-192.
[9] Se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 and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
[10] Se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1999, table 1 and 20.
[11] Se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 table 1.2
[12] Ibid., table 5.
[13] Ted Trainer, Developed to Death(London: Greenprint, 1989), p.39.
[14] The Economist, 1 October 1994[quoted by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1996), p.99].
[1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
[16] See Robert Pollin and Diana Alarcon, Deby crisis,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2(June 1988); Takis Fotopoulos, Economic restructure and debt problem: The Greek ca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6/1(1992).
[17] Bruce Cumings, The abortive Abertura: South Korea in the light of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No.173(January-February 1989), p.13.
[18] See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6.
[19] Steven Clemons, United States: All-powerful but powerless, Le Monde Deiplomatique, October 2001.
[20] See Marc Atkinson, Washington Post/Guardian Weekly, 11 January 1998.
[21] Patrick Wintour, The Guardian, 27 April 2001.
[22]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Polity Press, 1998), p.105.
[23] Felicity Lawrence, Mass affluents get richer as the poor get poorer, The Guardian, 2 April 2001.
[24] The UNICEF Report 1994, The Guardian, 22 June 1994.
[25] 对于40%社会的相近阐述，参见Takis Fotopoulos, TID, pp.37-38.
[26] Shlomo Avineri,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New York: Doubleday, 1968).
[27] Ted Trainer, Developed to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