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全球化与左派
1．改良主义左派与全球化
在前一章笔者曾经提到，当代左派的绝大多数分析家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阐释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立场。但是，我们最好先定义我们所要使用的术语，特别是全球化概念，因为它即使在分析家之间也依然存在着很多混乱。
应当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当人们谈论全球化时，许多人通常认为就是经济全球化，但是，经济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也许是一个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人们还可以谈论技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球化。然而，笔者认为，在讨论市场经济的当代形式时，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术语。
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无国界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民族主义被根除，生产本身被国际化，在这个意义上，大公司成为整合各国劳动力分工的无国界实体。而国际化则是指市场被国际化，在这个意义上，为了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而开放边界（在类似欧盟这样的经济集团中，还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民族国家依然存在并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在这个体系中，为了保证一个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稳定框架，国家的作用被逐步削弱。显而易见，市场经济的当代形式不能被描述为一种全球性经济，因为在上述意义上，全球化仍然是十分有限的。[1]
其次，笔者所称的改良主义左派包括左派中所有的知识分子、运动和政党，他们认为全球化可以归因为经济政策中的外源性变化，因而，全球化甚至是可以在市场经济体系内部逆转的，据此，他们对全球化采取了一种非体系的方法。因此，改良主义左派既包括那些主张实行各种改革以改善国际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人（如消除市场经济的公司性质，废除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等等），又包括那些只是简单地对市场经济提出各种批判而没有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人，他们接受了后现代的对普遍主义的抛弃[2]，同时又含蓄地认为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当代形式是理所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就全球化而言，改良主义左派包括后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广义左派中的其他派别，其中皮埃尔·鲍狄埃（Pierre Bourdieu）、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约翰·格雷（John Gray）、利奥·佩内希（Leo Panitch）等人，都对全球化采取了一种否定性的、但认为可以加以改良的立场。
在改良主义左派的旗帜下，可以有几种分类方法。与更为现实的社会自由主义不同，改良主义左派具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接受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而是从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存在的观点，他们不断地寻找抵制全球化的途径（但没有提出任何反体系的挑战），除了对劳动力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外，通常的理由是全球化与当代的民主不相符合。改良主义左派的支持者们共同的假定是（有时是隐含的），回到某种类型的国家主义仍是可能的这一假定基于他们把全球化简单地看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如果不仅仅是一种辩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话），而不是某种基本结构变化的结果。
皮埃尔·鲍狄埃（Bourdieu）认为，新自由主义主要是美国精英强加给人们的一个乌托邦，以此假定为出发点，认定我们必须回归民族国家或超国家（比如一个正向着世界国家目标前行的欧洲国家）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场并对从金融市场上挣得的利润予以征税，尤其是能够抑制后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破坏性影响。[3]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事实，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要求[4]，是一种旨在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经济模式的政策：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技术规律或经济规律的一个客观后果，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及其代理人所实施的一项政策的结果 全球市场多多少少是蓄意而为的、政策协调的产物 用一种普遍性的方式所提出及强加给的、并以此作为每个理性经济实践的规范模式，这种做法事实上是把某种在特定历史、社会结构中（即在美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框架内）出现的经济特殊性质普遍化。[5]
同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采纳了与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格拉汉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相类似的方式。当他强调以下观点时，表明其接受了当代全球化是外源性（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的说法：
有关全球化的话语实际上是对当代现实的一个巨大的误读它是权力集团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欺骗，而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常常绝望地把这种欺骗强加给我们自身 我们谈论全球化通常所指的现实过程，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已经存在了大约500年之久。[6]
改良左派的其他作者，如利奥·佩内希、诺姆·乔姆斯基等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7]，他们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代表了一种源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合为一体。对于反全球化运动，他们的忠告是向精英集团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以便迫使民族国家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最后，还有另外一个得到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社会民主主义者约翰·格雷支持的版本[8]，这个版本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榜样，宣称自由主义的终结！[9]在此，支持他们关于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的论点是，在乔治·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趋于减缓。
改良主义左派（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共同的看法是：来自下层的压力能够扭转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者至少能够强迫社会自由主义政府就其规则、特别是就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运行管理规则进行重新谈判就像皮埃尔·鲍狄埃、萨米尔·阿明及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
2．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神话
然而，我们应该更为细致地考察改革主义左派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尤其要重点研究由保罗·赫斯特和格拉汉姆·汤普森所从事的、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论述。[10]他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框架内，民族国家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其观点概括如下：
其一，当前高度国际化的经济并非前所未有，实际上，1913年时的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11]
很简单，这一观点难以得到事实的印证。尽管在20世纪初市场经济国际化的程度已经非常显著，但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早期的国际化都无法与当代国际化同日而语。
从量的层面而言，尽管种种无根据的声称，过去从未达到与现在相类似的市场开放程度这毫不奇怪，因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是一种新现象！赫斯特与汤普森所使用的、用来支持其关于当今开放程度较低观点的主要指标，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金融的开放度。首先，关于金融开放程度。与当代的统计指标相比，他们所引证的研究表明，一次世界大战前金融领域具有更高的开放度。然而，所谓的当代统计指标并不具有普遍价值，因为它是针对拥有主要货币储备国家美国而言的[12]，所以这一结论毫无意义。另一方面，采用另一种指标则表明，金融开放程度有大幅度上升。因此，尽管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当代国际化的最初20年间翻了近一倍[13]，但当代资本流动中的巨额上升部分主要是因为投机活动的盛行。在全球化的15年间，投机货币交易增加了14倍（1983年总额约为25万亿美元, 1998年则多于3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用于世界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仅仅翻了一番（1983年不足3万亿美元，1998年约为7万亿美元）。[14]目前，每天大约有1万亿美元易手。
其次，关于贸易的开放程度。赫斯特与汤普森认为，当今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低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但事实与他们的结论相反，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贸易的开放程度有了显著的增加。（日本除外）表4~1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主要贸易国家贸易的开放程度。其结果是，开放的平均指数从1913年的43.6%上升到1996年的48.3%。而且，根据最近的数据，最近几年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非常明显，1998年达到了53.4%。[15]显而易见，赫斯特与汤普森所宣称的1913年国际贸易比现在（难以理解的是，该结论所依据的数据截止到1973年，也就是当代全球化开始之前）更为开放的观点，无法得到事实的支持。
表4~1 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的贸易开放度比较
1913
1950
1973
1980
1996
法国
35.4
21.2
29.0
44.0
45.0
德国
35.1
20.1
35.2
46.0
日本
31.4
16.9
18.3
28.0
17.0
荷兰
103.6
70.2
80.1
103.0
100
英国
44.7
36.0
39.3
52.0
58.0
美国
11.2
7.0
10.5
21.0
24.0
*贸易开放度由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 现价之间的比值测量得出。
资料来源：保罗·赫斯特与格拉汉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表2.5 （1913、1950和1973年），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表20进行估算。
最后，从性质方面而言，当代国际化与早期的国际化也大为不同。因为，早期的国际化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国际化则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与今天相比，过去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要小得多。但是，开放度在决定每个阶段国际化的施动者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决定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程度方面也发挥关键性作用。当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小时（直到70年代中期），国家能够通过货币、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层面施加相当大程度的控制。但一旦市场的开放程度开始上升（主要是跨国公司扩展的结果）时，民族国家就丧失了其经济主权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因此，在开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框架内，不可能再采取控制经济活动的、主动的财政政策；同样，当代市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也使得任何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变得不可能。
其二， 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以民族国家为其基础，因此，真正的跨国合作相对较少。[16]
这一论点的关键并不是跨国公司在整个公司数量中所占的比例，而是它们所拥有的权力。关于这一点，统计数据最具有说服力。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前500强控制着70%的世界贸易、80%的外国投资和30%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17]此外，真正关键性的不仅仅是跨国公司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还是无国家的实体，还包括跨国公司的活动、特别是贸易、投资和生产是否远远扩展到了其国界之外。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为了获取优势以反对竞争者，民族国家的基础仍然是很有用的，所以，跨国公司的民族国家背景与当今不断增加的经济市场化可以完美地和谐共存。
其三，当今世界经济并非是真正的全球经济，因为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流动都集中在三大国家集团，即三个主要经济地区的国家北美、欧盟和日本。[18]
大量的制造业贸易发生在发达市场经济之间、而只有少部分（大约1.5%，中国除外）发生在它们与南方国家之间[19]，这的确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不仅是一个反对全球化现实的理由，还是一个反对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类型的理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国际化总是不平衡的，确切地说是因为自我调节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因此，期望当今的国际化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今天的国际化是建立在历史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基础之上的。在市场化过程中所创立的市场经济国际化的所有类型都趋向于向北方国家集中，并使其在生产、效率、技术和竞争等方面建立了比较优势。[20]
其四，主要经济大国具有对金融市场和其他经济走向施加强有力管理压力的能力。全球市场绝不会摆脱规制和控制。[21]
这里的问题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哪一种规制和控制是可行的？尤其如此的是，当左派作者们自己含蓄地承认保证充分就业的有效控制不具有可行性，甚至将充分就业的目标冠之以激进的称号时[22]相比之下，充分就业曾是贯穿整个社会民主共识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左派作者阐述旨在实现其雄伟目标的混合经济新的多元中心版本所具有的可能性时，他们为此而提出的唯一条件也不过是由三大经济区域的成员国实行高度协调的政策。[23]但是，左派作者们所不能解释的是，控制着三大经济区域的精英们为什么会实施创建一个新的全球性混合经济的政策。实际上，为了支持上述观点，他们所提出的唯一论据就是陈旧的消费不足理论，也就是在高度不平等的框架中，增长经济的再生产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必然要导致低需求。[24]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在过去只要社会的三分之二保持扩大其消费，增长经济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复制其自身的事实。
改革主义左派的结论是荒谬的，究其原因，其分析的起点是一种粗糙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假定当代的国际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早期国际化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同样不适当的分析方法是对当代世界经济采取一种非历史的分析，如赫斯特与汤普森。这种分析假定，当代国际化只是某种瞬时性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性变化。[25]上述两种分析类型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当代全球化的经济依旧是能够管理的，因此，为了启动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的系统，全部所需就是来自反全球化运动的有效压力。
但是，为什么对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施加有效的社会控制不具备可行性呢？让我们首先从国家开始讨论。如果我们考虑到20世纪最后25年左右所发生的外资大举进入股票和证券市场，就会清楚当今没有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可以实施不被资本市场认可的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拥有对各个国家的借债能力、货币价值和投资流向施加严厉经济压力的权力。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假定一个社会民主政党逆潮流而动，采取扭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政策，或者为了减缓温室效应而采取更具有争议的政策，那么，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这种政策将导致资本的抽逃及对各国货币和股票交易价格的压力。换言之，如果不是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也会轻易地导致一种衰退状况的蔓延。正因为如此，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弗朗西斯密特朗和莱昂内尔若斯潘不得不放弃任何求助于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想法，同样，当德国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试图提高德国公司的税收负担时，他就被从政府中驱逐出去。[26]
经济集团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不同，如果一个类似欧盟的集团试图引入在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某类政策，比如不顾通货膨胀影响，实施扩大福利国家的政策，或者是不顾对利润的影响试图引入严格的环境控制措施，那么，这一集团将立刻面临严重的资本抽逃到其他对本集团货币具有反制影响的经济集团那里去的风险，尤其是当欧元对美元长期疲软时，这种措施的后果就更加严重。欧元与其他经济集团的货币的比值似乎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福利国家的残留仍然比在美国的影响要大得多。国际化的过程和当代开放的程度，蕴涵着主要市场经济的社会控制应当是同质化的要求。在竞争的框架下，这种同质化应当建立在最小公分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当前，在三大经济区域中社会控制却相差悬珠，所以，任何关于有效社会控制的介入依然是可行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因此，当前某些改革主义左派把全球化看作是美国试图把自己版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强加给世界，而以社会市场为基础的欧盟能够加以抵制[27]，或更为糟糕的是，能够用一种新型的好的民族主义加以替代[28]，这些想法只不过反映了当代左派的思想混乱和相信乌托邦神话的倾向。
在这一点上，人们也许会问：为了实施此类有效的社会控制，是否具有由三大经济区域的国家（如7+1 集团）订立一个国际条约的可能性？稍有市场经济历史动力和由这种动力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初步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想法只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此类控制严重违反了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动力和逻辑，如果这样做，将受到既控制市场经济又控制大众传媒的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攻击，而职业政治家们的升迁非常依赖大众传媒的宣传，当然，更不用说还有他们用于竞选开支的巨大资金来源。因此，在当代，为了有效地保护劳动力和环境而对经济精英施加社会控制的要求，就等于是要求对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动力实行限制，而这一动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精英、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经济繁荣。关于这一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正确的：即为了保护劳动力和环境而对市场施加的任何有效的社会控制都必然要损害经济效率，从而也必然会侵占经济精英的利润、收入和财富。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主义左派根据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变节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或根据现实社会主义崩溃后左派的历史性挫败，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兴起的做法，是对现实的歪曲。实际上，依据前文所阐述的选民结构的变化，就能够恰当地解释老的社会民主党的转变，因为正是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国家主义与国际化难以并存。
显然，标志着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形式的、总体上的右倾化，诱使左派中的许多人转向早先由老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持有的立场，而老的社会民主党人则转向了社会自由主义并非常现实地承认了当代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如果考虑到如下事实，即认可当前全球化的体系特征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意蕴，那么，上述转变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换言之，左派对全球化体系特征的认可将使自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接受带有某些特质的全球化（如社会自由主义者所为），要么全部加以抵制并对导致第一种情况的基本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提出挑战。显然，当前道德混乱、总体上被动服从的左派（往往采取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只得在这两个涉及对全球化经济进行重大改革的两极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然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这种选择也未必是可行的。
3．作为一种帝国的全球化
最近，对全球化的研究，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跨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又出现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即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帝国。[29]这种方法采纳了资本主义阴谋理论中更为高级的版本，当面临通过社会与政治辩证法来控制与劳动力之间冲突性关系的能力危机时，资本便求助于对劳动力的双重攻击：首先是采取直接行动反对合作主义与集体谈判，其次是通过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化对工作场所进行重组，这样，实际上把劳动力本身排除在生产之外。[30]迈克尔哈德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内哥利(Antonio Negri)提出的假设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31]，他们强调，这种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斗争累积而激发的，在70年代，这种斗争曾以动力危机的形式发挥作用，反过来，这种革命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目标和必然周期的一部分。哈德特与内哥利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帝国》的主要观点，即当代全球化构建了没有领土的权力中心，并且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关卡。在开放、延伸着的边界中，正是统治机器的非中心化和非领土化，逐步使得全球范围的合作具体化。如此，这种合作应当受到欢迎，因为这是近来资本对主观反抗力量的让步，况且，它还蕴含着另一种全球化共产主义的种子。所以，这两位学者认为，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对这个过程加以抵制，而是承认这个过程并引导其走向一个新的目标。
这种看法主要建立在对福利国家性质（他们假定其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中仍然存在，而忽视了世界各地的福利国家正在被一种安全网取代这一事实）的无根据判断及对新自由主义混乱且自相矛盾分析的基础之上。这种分析甚为有趣的地方是，它同改革主义左派一样，仅仅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要求，但对未来却没有任何清晰的设想。
当然，市场经济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非一个阴谋、也非不可逆转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应当受到欢迎。但是，在哈德特与内哥利看来，因为幻想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另一种全球化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所以应当受到欢迎。尽管如此，这种言论却提醒着人们关于进步所产生的必然之恶的客观主义分析。笔者曾指出过[32]，如果我们接受进步的观念（现在已经很少人还这样做）也就隐含着对某些进步性看法的认可，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殖民主义的进步作用的看法[33]，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罪恶的分析。[34]另一方面，关于进步，如果我们接受不存在什么由低到高直线的或辩证的发展过程、或者同样也不存在什么基于自治基础之上的、向社会组织形式进化过程的观点，而是假定自治或民主主义的历史尝试代表了与过去的决裂的话，那么，像殖民主义和国家制度这类社会变革形式就只能被看作是社会的罪恶，与必然性没有任何关联，无论就它们在过去的出现、还是就社会变革曾经或即将采取的形式而言都是如此。
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即它与必然性毫无关联，因为它只不过是经济和政治精英强加于社会的初始选择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必然结果。[35]而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的客观基础。相反，一个新的社会应当弄清当今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实质，并创立与目前所谓的民主制度毫无关联的真正的民主制度。换言之，只要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社会意味着一个建立在权力公平分配（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含义！）基础上的新社会，即类似包容性民主方案所设想的社会类型，那么，走向这样一种社会只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而不是一个演化过程。就此而言，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这样一个新社会的客观基础还相距甚远。
[注释]
[1] See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2] See Takis Fotopoulos, The myth of postmodernity, Democracy & Nature, 7/1(March2001), pp.27-76.
[3] Pierre Bourdieu, 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998.
[4] See Pierre Bourdieu interview in Socialist Review, Issue 242, June 2000.
[5] 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in the internet site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http://fbc.binghamton.edu/.
[6] Leo Panitch,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 March- April , 2000.
[7] Noam Chomsky, Power in the Global Arena,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1998; See also his interview published in the Athens daily Eleftherotypia, 25 Feb.2001.
[8] John Gray, Goodbye to Globalization The Grardian, 27 February 2001.
[9]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uary/ February 2000, p.10.
[10] See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11] Ibid., p.27.
[12]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p.50.
[13] UN-TCM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3.
[14] Charlotte Nenny, The Grardian, 31 August 2001.
[15] 1998年法国贸易开放指数为51.1，德国58.2，日本19.6，荷兰110.8，英国56.7，美国24.3，而主要贸易国家贸易开放的平均指数为53.4，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 & 15.
[16]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3 .
[17] See 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London: Earthscan, 1993), chapter.3; See also The Ecologist, 22/4(July-August 1992), p.159.
[18]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3.
[19] Larry Elliott, The Grardian, 11 December 2000.
[20] TID, chapter 3.
[21]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4.
[22]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5.
[23]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152.
[24]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163.
[25]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p.15.
[26] Noreena Hertz, Why we must stay silent no longer, The Observer, 8 April 2001; See also Noreena Hert,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arcy (London: Heinemann, 2001).
[27] John Gray, 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28] See Fredric Jameson, Globalisation and stragegy,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2000.
[2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abou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4), pp.240-241.
[3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239.
[32] Takis Fotopoulos, TID, chapter 8.
[33] See Shlomo Avineri(ed.), Karl Marx on Colonislism & Modernization(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13; and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 p.18.
[34] See Grigori P. Maximoff(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145; See also Murry Bookch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1995), p.xvi.
[35] Takis Fotopoulos, The Myth of Post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