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危机的多重向度

第九章危机的多重向度

被普遍承认的是，处处呈现为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而广泛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普遍性特征，是它不同于以往其他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而与此同时，这一特征使当今支持着东西、南北异质化社会的每一个结构和“重要方面”都受到质疑。因此，现行的危机不仅引致了对与市场经济兴起相伴而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结构的质疑，还引起了对维系这些结构的现存价值，尤其是后启蒙时代对于进步的阐释及它把进步部分等同于增长的质疑。

正如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所力图阐释的，这种多向度的危机恰恰应归因于现今已被普遍化的各种现代性制度。正是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导致了当今权力在所有层面上的集中，反过来，这种集中又是当代多向度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一危机在各个向度的表现。

1．经济向度

就本书而言，因为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律，导致了经济权力的集中，而正是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才造成了当今世界所表现出的持续的经济危机。巨大的收入、财富差距，不仅造成了南北国家之间的差别，而且使经济精英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与世界上其他社会成员相分离。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与此并行的国家主义的扩展——即旨在决定经济活动层次的主动的国家控制——构成了根本性的矛盾，结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北方国家迄今仍未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回来。在市场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开始发展起来的跨国精英，开始致力于削弱国家的经济职能，使其解除对市场的管制从而使市场变得更加自由，但是，这些做法给北方国家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家主义的骤减使时光倒转回到混合经济和凯恩斯主义政策之前，它们曾经被用来创建“人道的”的资本主义。结果，开始是大规模的公开失业，随后是目前大规模的低薪雇用。这种情况是以下两方面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二是政治精英试图减少公开失业的坚定努力，这些做法包含着巨大的政治成本，并使市场/增长经济完全丧失了信誉。因此，在1979年到1995年间，美国著名的“新经济政策”使4300万个工作岗位丧失。尽管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工作被替代了，但是，美国劳工统计分析的数据表明：

替换工作本质上是一件痛苦的事。与25年前绝大多数被解雇的人又找到了待遇像从前一样好的工作不同，劳工部的数字显示，现在只有35%的被解雇的全日制工人得到了同样酬劳或较高酬劳的工作……结果是，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大多数工作都没有保障。[1]

美国的遭遇在几乎所有的其他北方发达国家也都出现了，在选择性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莱茵”模式失败后，情况尤为严重。可以预测，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会创造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如下情形，消除大规模的公开失业，代之以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低薪雇佣。所以，在英国，正如兰开斯特大学的史蒂夫·弗利特伍德（Steve Fleetwood）指出的，“英国的灵活性政策所导致的是糟糕的工作，这甚至是一种新的不充分就业……英国从没有很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而是将它转换成了另一个难题：低质量雇佣的难题”。[2]

然而，笔者认为，北方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经济的危机并不是构成此次经济危机中的决定性因素。只要“40%的社会”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延续，当它趋向于一个新的平衡点时，这一体制就会达到新的稳定，而这种平衡是建立在北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和新的南方不发达国家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笔者认为，此次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从本质上将不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变成一种类似北方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增长经济。

因此，市场/增长经济被普遍化的结果，就是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被边缘化，这迫使数千万人从他们的出生地移民，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拼命地非法进入北方发达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和与之并行的、在全世界不断扩展的不平等的直接后果，就是北方发达国家从根本上无力在南方国家创建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消费型社会，这不仅仅是结果，而且还是市场/增长经济得以延续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正是这一固有的障碍，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经济类型不可能被普遍化。

为了证明这何以是不可能的，我们得做些简单的计算。据估计，从现在到2015年[3]，世界人口将会超过70亿。为了使地球上的居民达到目前那些居住在富裕国家的居民享受到的人均能源使用量，世界能源产量将必须增加4倍，而如果按照美国的消费标准，将需增加6倍。[4]泰德·特伦纳（Ted Trainer）在展望2070年时，也谈到：

依据估算的可利用石化燃料和矿物蕴藏量，如果我们努力增加生产以达到地球上2070年所有人（大约100亿）年所希望的产量，假设每个人都以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为标准，那么，大约到2040年左右，所有的燃料和1/3的矿物将被消耗殆尽，而可再生能源也难以填补这个缺口。这意味着，所有人把人均能耗提高到当今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温室效应难题也引起了类似的争论。如果要阻止大气中碳含量继续增长，那么，世界上100亿人口的能源使用量，将不得不减少到当今发达国家人均平均量的6%。“生态足迹”分析（footprint analysis）表明，供养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至少需要4.5公顷的肥沃土地。如果100亿人都以这种方式生存，那么，对肥沃土地的需求将会是地球上现有肥沃土地的大约8倍左右。[5]

2．政治向度

    政治权力的集中已经成为经济权力集中的功能性补充。如果说是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动力导致了当今经济权力的集中，那么，代议制“民主”的动力逻辑则导致了与此相应的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政治权力已经主要集中在议员手中，而在国家主义现代性时期，以损害议会权力为代价，政治权力更加地集中在政府和“大众”党领袖的手中。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市场经济的动力和代议制“民主”的综合影响，使政治转变为管理国家的艺术[6]，由智囊团——“短视的体系分析者”——来负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7]因此，政府总理（或者总统）周围的一个小集团，聚集了所有主要的政治权力，而在主要市场经济中，跨国精英则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与国家经济主权的持续减弱相伴随的，是公共领域向纯政府部门的转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它控制着欧元并对几亿人口的经济生活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但却不受政治的控制。

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政治危机”的发展破坏了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并且从以下诸多方面体现出来，它们常常以或含蓄或明确的形式对基本的政治制度（政党、选举竞争等）提出质疑。这些征兆包括：在选举中时常出现的大规模的弃权，这在美国和英国尤为严重；用频繁的暴乱来发泄不满；政党成员的数量不断减少；对职业政治家的尊重不断创造新低，尤其是最近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出现的金融丑闻，让人们一再证实自己的想法，即政治对于大多数政客来说——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一种工作，也即一个赚钱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

造成当今民众政治冷漠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卡斯托雷亚蒂斯所说的“各种解放方案中自主性的严重缺乏——不管是自由共和国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8]换句话说，代议制“民主”未能充分地创造出真正民主的条件，可以被认为是造成当今这种冷漠的最根本原因。但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危机在上个十年变得尤其严重。在笔者看来，答案只能从70年代中期、以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出现为标志的主客观条件变化的累积效应中寻找，主要有以下几点：

* 市场经济日益深入的国际化，不仅大大地限制了国家控制经济事务的能力，而且，作为间接影响，动摇了人们对传统政治功效的信念。

* 欧洲、美国和日本三者之间竞争力的争夺日益加剧，并反过来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建立和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的大大消除。

* 科技的变革导致了当今的后工业主义社会，引起了劳工雇佣结构和选民结构的变化，再加上大规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造成了传统工人阶级力量的衰弱以及传统政治的衰败。

*“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并进一步加强了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文化的扩展。

因此，在当今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大背景下，左派和右派之间原有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消失。竞选变成了领导人个人魅力与支持他们的政党机器之间的选美比赛，他们互相攻击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他们当选后实行不同的政策，但却有同样的主题：以福利国家（正在被逐渐侵蚀）和国家对充分就业的承诺（不可避免地要被放弃）为代价，使市场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事实上，今天的选举是由“40%有争议的选举多数”所决定的[9]，而由新自由主义和自动化所创造出来社会低层(underclass)的绝大大多数，都不参加这种争夺。因此，日益加重的公众政治冷漠所反映的，并不是对因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社会议题的普遍冷漠，而是因为对传统政党及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少信心，弱势社会群体尤其如此。因而，竞选中居高不下的弃权率往往出现在低收入阶层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看不出右派和左派之间、也就是奉行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政党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

在社会民主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之后，社会主义方案的衰败严重影响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脱离传统政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在中东欧的受挫，并没有成为建立一种新的非权威政治形式的催化剂，从而进一步发展1968年5月运动中形成的观念，而只是在学生、青年学者和其他人中造成了一种屈从后现代顺从主义的一般趋向和对任何“普遍性的”反体制方案的拒绝。其余的人，包括社会低层的大多数人（他们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化经济的主要受害者），都陷入了政治冷漠和对现存社会的一种无意识的拒绝——这种拒绝通常以犯罪猖獗、毒品泛滥，有时则是以暴力骚乱的形式表现出来。

然而，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明确地表明，当今的年轻人并不漠视政治（就这一词汇的古典含义即自我管理而言），而只是对当今政治所奉行的、即允许社会少数（职业政治家）来决定每个公民的生活质量的做法表示冷漠。换句话说，人们已经逐步意识到，正是代议制“民主”动力的结果，才使政治权力集中在职业政治家和各种“专家”手中，这种集中将政治变成了一种治理国家的艺术，从而使许多人远离了这种‘政治’。所以，反全球化运动中激进的反体制潮流，已经被悄悄地未来6年内，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人口将从64600人增加到83500人。这意味着，每10万人中就有153个人在监狱中服刑。[12]与英国相类似，美国监狱人口达到100万人用了200年的时间，但仅在最近10年里，监狱人数就增加到将近200万，大约每10万人中就有680人在监狱服刑——大概是世界监狱人口总数的1/4。事实上，正如马丁·乌拉科特（Martin Woolacott）所指出的[13]，猖獗的犯罪有可能发展为在全世界城市人口密集区发动骚乱的形式，对此，统治精英也予以认同。

    所以，由于经济市场化所导致的经济权力的集中，不仅增加了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特权，同时也增加了它自身的不安全感。这就是新社会上层(overclass)越来越将自己封闭在豪华隔离区内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市场化、特别是灵活多样的劳动力市场，也增加了人们工作的不安全感，这种现象在今天影响着每一个人，而极少数上层阶级当然不包括在内。难怪《国际劳工组织2000年报告》指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心理紧张程度（stress level）现已到达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是因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增加了雇主追求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

4．文化向度

    市场经济的确立蕴涵着对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及其衍生物——增长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这一过程在20世纪加快了速度。其结果就是，当今世界的文化均质化过程正在强有力地进行着，它不仅排斥任何复杂化的倾向，而且努力使现有文化变得更加简单。与此相伴，城市变得越来越雷同，全世界的人都听着同样的音乐，在电视上看着同样的肥皂剧，购买同一品牌的消费品，等等。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大约上个世纪最后25年左右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均质化进程。这是市场自由化、解除市场管制以及随后不断加强的文化商业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结果，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的共同体以及它们的文化正在不断地消失，人们正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生产的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例如，在电影产业中，即使是有着强大文化和经济背景的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电影产业，因为它们无法与更具竞争力的美国产业相竞争。

    因此，面对市场的均质化，最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竭尽全力地来保持一种文化认同。但是，传播的市场化已经为把文化的多样性降低成为一种表面的差异、使文化等同于民俗，建立了前提条件。最后，人们不应当低估文化商业化和均质化的政治意蕴。通过电视文化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好莱坞亚文化对其近乎全面的垄断，传统上扮演逃避现实角色的好莱坞电影现在得以全球闻名。

5．意识形态向度

   标志着向新自由主义现代性转变的结构性变化，伴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这些危机不仅向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解放性的宏大叙事”）和“客观的”理性[14]，而且挑战着理性本身。这可以从当代泛滥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看出来：从古老的宗教复兴，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到各种非理性思潮扩展的趋势，比如神秘主义、唯灵论、占星术、秘教、新异教和“新时代主义”等。

    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是资本主义版本和“社会主义”版本两种增长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所力图阐释的，现代性两种主要方案（社会主义和发展方案）的失败，再加上上个世纪最后25年左右对科学的“信任危机”，都对当今非理性主义的盛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5]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消费社会兴起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增长的生态负效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后果比如不断增加的贫困和不安全感，以及“发展”的失败和文化的均质化，所有这些都是北方发达国家出现非理性主义和南方发展中国家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原因。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系统地破坏了许多科学“真理”，尤其是那些我们赖以证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阐释具有“确定性”的方面。但是，由于在增长经济的再生产中，科学发挥了双重性作用，因而这种危机的后果尤其严重。因此，首先，通过对主导自然界和使增长最大化的决定性贡献，科学在市场经济的再生产方面发挥了一种基础性作用。其次，在证明“客观的”增长经济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上，科学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正如宗教在证明封建等级制具有合理性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样，科学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社会“科学”，在证明现代等级制社会合理性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从科学取代宗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那一刻起，它就在“客观地”证明，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增长经济都具有合理性。但是，对增长经济对自然、随后是对生活质量的负面效果的认识，使人们对科学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质疑。当科学真理本身的可信性也受到挑战时——不论这些真理来自于传统的社会科学，还是选择性的社会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16]，那么，增长意识形态暴露其真相的时刻已经到来。

然而，正如各派非理性主义者通常所说的那样，总体上，科学本身和理性主义都不应该因当今的多重危机而受到谴责。对于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动力而言，技术和应用科学并不是“中立的”。从它用于揭示事情真相的方法论角度、有时甚至从它的内容上看，科学都属于自治传统。因此，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完全抛弃理性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是需要超越“客观的”理性主义（即建立在自然和社会进化“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并发展出一种新式的民主理性主义。

    更进一步讲，正如我在上一章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如下影响：对“科学”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权威政治的彻底批判，并没有成为非权威主义左派观点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相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替代了科学主义的批判，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相对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的结果：即放弃对现状的任何有效批判以及将顺从和安于现状理论化。[17]

然而，尽管这两个现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和导致后现代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大约发生在同一时间（20世纪的最后25年左右），但这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假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革之间那样严格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这些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它是认识论、意识形态和生态等几个层面并行发展趋势的综合性后果。在认识论层面上，出现了“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危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后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败；在生态层面上，普遍的生态危机使人们对进步的含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所以，当今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范式。[18]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失败，在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包括：反对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的进步或者解放进程；反对“宏大叙述”，支持多元性、碎片化、复杂性以及“本土叙述”话语；反对封闭的体制、本质主义和决定论，支持不确定性、歧义性和模糊性；抛弃“客观性”和“真理”，支持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作为这些趋向，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拒绝任何普遍性方案而对“新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一个结果，今天，我们面临着反体制运动旧的形式的终结，这种形式曾经是持续了大约150年左右社会斗争的主要形式。[19]

6．生态向度

正如生活质量的迅速恶化表明的，生态危机是持续不断的环境退化的直接后果，而市场经济及其伴生的增长经济加剧了这一状况的发展。在增长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版本，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以往所有社会形态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总和还要多，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增长经济的框架内，权力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上的，经济权力的集中蕴涵着统治精英不断努力地去控制人和自然界，这一事实能够有力地解释当前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要了解生态危机，我们不应该仅仅涉指当今的价值体系和强大的科学技术（像环境主义者和深生态学者所主张的），也不应当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还应当指向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以等级制社会为特征的统治关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主宰自然界的观念。

    在这种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要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解决方案中做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是选择“可持续发展”还是选择我们提出的“生态民主”方案。前者在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和技术使用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且天真地认为，对它们实现大规模的变革是可能的，问题只是我们需要说服人们接受这种变革的必要性。这一方案不仅得到了主流绿色运动的支持，还得到了跨国精英中“进步派”的支持，因为它把当今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框架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与上述方案不同，生态民主的解决方案则从社会制度本身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这些社会制度建立在人对人的制度化统治（不仅仅是经济剥削）以及其中所隐含的主宰自然界观念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这种解决方式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平等分配的基础之上。这将把我们带到与当今民主方案重要性相关的话题上。

[注释]

[1] Louis Uchitelle and N. R. Kleinfie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6 March 1996.

[2] Steve Fleetwood, “Less unemployment, but more bad employment”, The Guardian, 13 September 1999.

[3] World Bank,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table 5.

[4] See Ibid., tables 1 and 10.

[5] Ted Trainer, “Where are We, Where do We want to be, how do We get there?”, Democracy& Nature, 6/2(July 2000), pp.267-286.

[6] Murray Bookchin, 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London: Cassell, 1995), chapter 6 and Cornelius Castoriadis, Philosophy,Politics, Aut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ter 7.

[7] See Charlotte Raven, The Observer, 30 July 1995.

[8]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retreat from autonomy”, in World in Fragment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3.

[9] John K.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3).

[10] See Takis Fotopoulos, Drugs: Beyond Pen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Athens: Eleftheros Typos, 1999).

[11] The Guardian 15 October 1993.

[12] Nick Paton Walsh, The Observer, 27 May 2001.

[13] Martin Woolacott, “ The march of a Martial Law”, The Guardian, 20 Janurary 1996.

[14] See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Imre Lakato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aul Feyeabend, Against Method(London: Verso, 1975).

[15] See Takis Fotopoulos, “The rise of new irrationalism and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Inclusive Democracy”, Democracy & Nature, 4/2-3(July/ November 1998), pp.1-49.

[16] See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8.

[17] Cornelius Castoriadis, World in Fragmen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 See Takis Fotopoulos, “The myth of postmodernity”, Democracy & Nature, 7/1(March 2001), pp.27-76.

[19] Takis Fotopoulos, “The end of traditional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the need for a new type of Antisystemic Movement today”, Democracy & Nature, 7/3(November 2001), pp.415-456.